冷战后丹麦外交政策已从保守型转向进攻型，从守势转为攻势，从消极转为积极。虽然它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还有一些保留，但这不会障碍丹麦政府事实上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参与。这势必影响丹中关系发展的走向。一方面，丹麦的中国政策将日益向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靠拢，如1989年丹麦是最先向中国提出抗议的国家之一，并采取直接步骤儿乎取消了所有的援助项目和合同，与欧盟(欧共体)成员国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1990年当欧盟成员国恢复对华关系时，丹麦接受了欧盟(欧共体)的决定。1995年丹麦参与了欧盟对华新战略的制定。1998年、1999年和2000年连续3年，丹麦对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始终与欧盟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丹麦会在欧盟和北约的保护伞下，以所谓“国际认同”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从而导致丹中关系一定程序的紧张或倒退。丹麦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冷战时期丹中关系一直保持稳步的发展。冷战后随着丹麦对外政策的改变，其多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对中国事务进行干涉，曾一度引起丹中关系的紧张。如1997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丹麦无视中国的反对，提出遣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做了欧洲某些大国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2000年，丹麦又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坚持由拉斯穆森首相接见从西藏逃亡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对中国政策中把开展对话和交往与政治上按西方标准从事所谓改善中国人权和推进民主化的外交活动联系起来，推行“双重”外交政策。这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对中国战略具有一致性，也符合西方的政治全球化理念。正如丹麦外交部在" 1998年国际形势和丹麦对外政策”一文中指出的，人权问题是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最优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