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丹麦政界，议会和公民中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但从发展趋势看，丹麦对外政策还是逐步向欧盟政治合作、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倾斜。冷战后丹麦面向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倾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1.面向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态度转变。

    丹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态度的转变表现出从弱到强的渐进过程。首先，冷战期问，丹麦在对外政策中曾对欧共体外部活动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做过严格区分。冷战结束后，丹麦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或欧洲政治合作)看作是政府问的合作行为，但不希望其发展成为共同体化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丹麦在这个基点上支持欧共体(欧盟)在外部事务中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协调，支持欧盟在国际化行为中的一致性和联合性。显然，上述表现说明冷战结束使丹麦模糊了这种区分，转而支持欧洲政治合作向更加紧密的共同外和交安全框架发展。

    其次，丹麦官方一方面不满意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依赖西欧联盟的状况，认为它没有使欧洲政治合作获得预期的高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愿意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在19%年欧盟政府问会议之前，对于由欧盟决定的联合行动，即使在有一、两个成员国不参与的情况下，丹麦也愿意接受。但丹麦反对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决策中广泛使用有资格多数的表决。

    再次，丹麦支持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拓展安全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抛弃了其原来把政治经济严格区分开的立场。在1990年至1991年欧共体政府问合作会议上，丹麦提出了拓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政治合作)内容的议案，但对军事合作做了一定的保留。

    再有，在有关国防和防务政策方面，丹麦采取了消极或低姿态的政策。在1990年至1991年的欧共体政府问合作会议上，丹麦政府反对形成共同国防和防务政策，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关共同防务的内容，并于1992年的全民公决中反对通过欧盟条约。尔后的“民族妥协”正是为了在新的政策基础上寻求批准欧盟条约。这里突出强调了丹麦不参与共同国防和共同防务政策，不参加西欧联盟。这使丹麦在1992年爱丁堡高峰会议上获得“特殊例外”的地位。正如该决定指出的:“各国政府和国家首脑注意到，在欧盟条约中丹麦没有承诺参加西欧联盟。丹麦不参与和执行欧盟有关共同防务的决定和行动，但是也不会阻止成员国在这个领域发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际上这项规定意味着减少了丹麦对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决策的影响。同时对欧盟防务领域的发展，丹麦也丧失了自己的发言权。

    另外，伴随着欧盟的发展，丹麦对欧盟共同防务的态度，在国内政治和政府政策之问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状况。虽然丹麦政府对欧盟运用军事手段解决未来的区域冲突，保持反对或极低程度赞同的态度，但从1995年以来开始支持欧盟低度军事行动，而A_具有增长的态势。丹麦支持了1996年欧盟政府问会议确定的彼特斯贝格任务( Petersberg)。这事实上反映出丹麦已经接受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的某些政策。正如1996年欧盟政府问会议文件指出的，“许多欧洲国家希望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有效地改进完成人道主义任务，进行危机管理和维和努力的方法。丹麦政府相信欧盟成员国将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任务。这将有助于增强欧盟解决外交和安全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文件又指出，在防务领域仍要坚持对丹麦的“特殊例外”。这既和丹麦政府支持欧盟在防务领域的行动相互矛盾，又和丹麦处理冲突问题必须通过联合国，欧安会和北约的传统相矛盾。对此，1998年10月丹麦首相作了如下解释:“丹麦能够参加欧盟发展防务领域的讨论，这和丹麦的“特珠例外”具有一致性。这既符合以前丹麦在这个领域保持低姿态的形像，又反映了丹麦试图拓宽政府在这个领域活动空问的意向。”丹麦政府明确指出，丹麦在支持欧盟发展防务能力的同时，坚持由北约保卫丹麦的领土安全，确保欧盟防务不会弱化北约防务体系的战略目标。为此丹麦的“特殊例外”会继续存在。

    2.实际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过程。

    丹麦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过程与其态度的转变相适应，也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首先，1994年挪威公民表决否定了其成为欧盟成员后，丹麦加强了与欧洲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经济区国家的联系，并通过这些联系推动挪威接近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同时丹麦支持欧盟东扩的战略，利用其自身与波罗的海国家的特殊关系推动波罗的海区域国家入盟。1993年丹麦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问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丹麦也推动欧盟与美国的对话，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提案。

    其次，推动欧盟创建维护人权的动议，加强在这个领域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的一致。1994年因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丹麦拒绝在欧盟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的协议上签字。在推动非洲国家的民主化问题上，丹麦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框架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非洲是丹麦经援的主要区域，丹麦利用其经援手段对受援国施加政治影响，强调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丹麦还利用世贸组织积极推动世贸问题的解决，扩大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1990年后，丹麦通过欧盟积极介入前南斯拉夫问题，并目_积极支持欧盟国家和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干涉，认为“军事干涉避免了在这一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铺平以谈判达到政治解决冲突的道路”。

    再次，1990年以后，丹麦在联合国事务的许多问题上采取了与欧盟一致的立场，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表现出北欧观点和欧盟政策立场的一致。在联合国改革、联合国投票表决等问题上，丹麦都表现出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认同。

    另外，虽然丹麦没有积极参与“特殊例外”所涵盖的军事防务和行动领域的活动，但对欧盟的军事干涉行动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例如1998年欧盟在阿尔巴尼亚的警察行动，欧盟使用西欧联盟卫星中心监测科索沃形势，1997年欧盟通过在非洲维和行动的决议等问题上，丹麦虽然没有给予金融和人力的支持，但也没有反对。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丹麦参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积极性。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成为丹麦对外政策高度依赖的领域。可以看出，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上，丹麦具有明确的认同，但在国防和防务政策领域依然具有保守性，其主要担心是欧盟与北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