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丹麦对外政策“四个支柱”的概念受到左翼反对派的挑战，该概念逐渐谈化。对于欧盟地位和作用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欧盟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丹麦对外政策必须向此倾斜;另一方面又认为虽然欧盟有能力，但并没有发挥出有益的政治或安全作用，因此丹麦的对外政策不能偏重于欧盟。两种认识的冲突和发展促进了丹麦对外政策向着欧洲政治合作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变。

    1.欧盟是欧洲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基石出。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苏东局势的急剧变化，认为欧共体在欧洲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发挥中心作用的观点已逐渐在丹麦占据了主导地位，随后欧盟被看作是欧洲安全的“锚地”，认为欧洲政治合作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欧盟的存在扩展了欧洲安全的“锚地”。欧盟作为对外政策的整体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而目_在政治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丹麦外交部文件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欧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用欧盟的声音在国际舞台讲话，比成员国自身的作用大得多。显然，这反映了丹麦欧盟政策的微妙变化，但这种认识的基本点依然是成员国为欧盟合作的基础。早期丹麦对外政策“四个支柱”的观点已开始向欧盟倾斜。丹麦外交部长皮特森(Helveg Peterson)说“今天我们需要欧盟主要有3个原因，首要的是安全原因。通过一体化才能实现和平的理论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今天在欧盟成员国中战争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共同的问题采取共同解决的办法，越来越多的问题具有国际性质，要求通过国际渠道来解决。第三，丹麦需要欧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我们的价值，保卫我们的利益。”

    虽然上述认识比冷战前有了较大变化，但其关注点仍停留在欧盟为其成员国提供利益方面。从价值基础和认同基础看，欧盟对丹麦对外政策的吸引力还比较小。事实上丹麦政府仍认为，北约是保卫丹麦领土完整的关键因素，欧洲的主要军事活动应由北约负责。国际安全的保证不在于欧盟而在于北约。即使彼特斯贝格( Petersberg)行动计划已向欧盟打开了参与欧洲安全行动的大门，并使其发挥西欧联盟的作用成为可能，但也没能改变北约作用和影响的存在。因此，从一般意义说，丹麦外交部官员、政治观察家和政治家对欧盟共同外交安全与政策取得的认同，仅仅停留在丹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的有限参与。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共同的欧洲政策认同，只是对联合行动的一种基本承诺。即使如此，20世纪90年代欧盟政治和安全的合作意识，在丹麦政府中已占有重要位置，在议会中也成为主要的政治派别，在政治精英和传播媒体中则占据了主流地位。特别是丹麦社会民主党已开始认识到欧盟在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处于中心地位。甚至认为，在冷战后欧洲政治格局动荡的条件下。欧盟成了欧洲局势稳定的中心一极。

    2、欧盟不能作为欧洲政治合作与安全的基础。

    丹麦社会中反对向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倾斜的政党和派别，不同意欧盟是欧洲政治安全稳定中心的论点。认为丹麦不应该过分地依赖欧盟，这样会损害丹麦的利益。主要观点大体有3个方面:

    第一，认为欧盟合作仅仅会使内部市场获益。如果越出这一范围，实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会损害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利益，也会损害有关国际组织的利益，特别有损北约的利益。认为，在保护人权和实行经济制裁等领域小国可以实行比欧盟更好的对外政策。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不是理想的政策，因为它具有某些欧洲大国对外政策的特征，被欧洲大国的外交方针所控制。丹麦人民党甚至认为围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建设是建立跨欧洲超级大国外交部的雏型，这是不能接受的计划。

    第二，认为欧盟并没有加强欧洲安全，它不是一项“和平工程”。欧盟东扩不是服务于和平事业，这也不是丹麦人民所希望的。欧盟只是一个超级国家机构，因此在安全领域是无作为的，并目_不会发挥更强大的政治作用。这只能导致以一个超级欧洲联邦代替主权国家之问的政治合作，甚至在经济事务上也会出现此种情况。这是对丹麦和丹麦对外政策的威胁。所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不是丹麦所致力建设的目标。恰恰相反，丹麦应该反对。如果丹麦没有能力在欧洲事务中反对这项“工程”，也应该寻求“例外”。“民族妥协”不仅排除了丹麦对创建超级欧洲大国的参与，而目_也使丹麦划清了排除欧盟对丹麦国家事务影响的界限。

    第三，基于上述两点对丹麦来说欧盟不能作为欧洲政治合作与安全的基础，只能保持在经济合作的水平上。丹麦最重要的目标是阻止欧盟发挥军事防卫功能，军事安全应由北约负责。事实上这种观点已经回到了冷战时期丹麦对外政策中的“四个支柱”概念，并目_把“四个支柱”严格分开，突出强调阻止欧盟发挥其他功能，不仅仅是保持“四个支柱”的平衡。丹麦的“六月运动”GG人民运动”和进步党等政治团体儿乎均持上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