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与“丹麦警察”似乎是两个不沾边、无关联的词语，但一种现实使我感到:中国教师与丹麦警察既有联系，又有差距。

    先说说丹麦警察的故事:一位丹麦警察正在街上巡游，忽然发现对面有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警察习很惯性地打开测速表，发现自行车跑的是汽车的速度。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将自行车拦下。车上跳下一个满头大汗的学生:“先生，我要迟到了。”

    警察说:“先生，你超速了。”

    “要罚款吗?”学生问。

    警察说:“当然，你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

    学生如实地告诉他。警察将交罚款的时间和地址告诉了学生，然后说:“你可以走了。”学生违规，警察管事，这事似乎就结束了。但在一周之后，学生所在的学校收到一封来信:欢迎你校的学生斯卡斯代尔参加本俱乐部，这里将为其自行车训练提供最好的条件。

    信是丹麦最有名的自行车俱乐部写来的。信中还夹着一份警察测定的“自行车时速表”，显然是那位执法如山的警察向俱乐部推荐了斯卡斯代尔。

    数年后，丹麦出了位奥运会自行车赛冠军，他就是斯卡斯代尔。

    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不禁感慨:丹麦的这位警察真是太伟大了。他在管教一个人的同时，又发现并推出了一个人才。“管理交通”是他的本职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做了一件中国教美丹麦警份外的事，并且做得极有责任心。可以说他真是太阳底下很伟大的人。

    而我们中国教师一贯被称为“太阳下的最光辉的人”。教师的本职工作应是“发现人，推举人，培养人”。但在实际工作中，教师似乎并没有把这事当成“主业”。许多老师实际上只在承担“警察”的工作一味地“管教人”，以把学生们“管住”为根本要务。

    笔者曾在办公室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位老师在教室的后窗户发现屋内有个学生在听歌。这位“警察”很快将学生扯到办公室，先把学生的录音机摔得粉碎，然后让其在墙根罚站。很长时间后，老师转过身，要与学生谈话了。我原希望老师会问问学生“为什么听歌?”“喜欢唱吗?”“唱得如何?”问完了，老师再根据学生的实际才能像丹麦的警察一样帮学生指指路。但是我失望了。老师一个问题也没问，而是喝道:“以后还敢不敢听!”学生便低首微言道:“不敢听了。”中国师生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一点下文也没有。在我们的学校里，每天都有许多类似的故事以同样的方式收尾。我不无遗憾地想一一一个“音乐人”

    死掉了。若干天后，我小心地问那位老师:“你班的那个学生现在还听不听歌?”老师得意地说:“他敢!”。我心里不禁涌动一丝凄凉:一个可能的“音乐人”死掉了。

    笔者将丹麦的警察与中国的教师放在一起谈论，绝无贬低中国教师的意思。中国教师生存状况并不好，工作得都不容易，很多做法与当前的某些体制有关，“应试教育”的余孽仍促使一些老师不得不整日里违心地当“警察”。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想，丹麦警察在当好警察的同时，还“闲吃萝卜淡操心”地去管了回“闲事”。那么，我们中国的教师，应在当“警察”的同时去“发现人、推举人”，而不应只是一味地“管理人、压制人”。因为，“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才是我们的“本业”呀。

    丹麦警察将自己的工作错位成教师之职，很有喜剧色彩，而中国教师将自己的工作错位成“全职警察”，悲剧色彩就很重了。但愿这种错位现象越来越少，直至被根除。